三国中的蜀汉政权实力虽然是最弱的，但是一直以来却备受关注与推崇。我小时候看《三国演义》，就特别特别希望蜀汉能终结乱世，成为笑到最后的人。

历史上的蜀汉确实也是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，为了能复兴汉室，让天下重归一统，从刘备到诸葛亮再到姜维，如同接力棒式地一代接着一代，去实现这个理想。

刘备一生坎坷，屡败屡战，最后建立了蜀汉政权，却也壮志未酬，病死白帝城。他临终前，托孤于诸葛亮。孔明先生为报刘备知遇之恩，继承先帝遗志，多次北伐，希望北定中原、攘除奸凶、兴复汉室、还于旧都，却次次无功而返，最后还病逝于五丈原军中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

此后，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衣钵，扛起了北伐的大旗，多次北伐，却也是劳而无功。在曹魏讨伐蜀汉的时候，后主刘禅投降，蜀汉灭亡，姜维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，他通过计谋“欲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幽而复明”，最终失败被杀。

整个蜀汉的历史，可以说充满了悲情色彩，让人感慨万分。这也让我们特别想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：蜀汉为什么没能统一天下，反而最先灭亡？

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书、文章，大多是从军事、地理、战略、国力等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的。不过，在我最近看的中国石油大学文体学院的饶胜文老师在《大汉帝国在巴蜀：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》这本书里，却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答案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饶老师的核心观点是：刘备一开始打出的“匡扶汉室”的旗号，是具备很强的政治合法性的，这一政治定位足以使他与曹操的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相抗衡。但是因为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，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这个政治定位的事情，比如采用不光彩地手段抢占了同为汉室宗亲的刘璋的益州、过早称帝等，使他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质疑。

尤其是在夷陵之败、刘备身死后，蜀汉政权面临着极大的合法性危机。此时诸葛亮临危受命，通过一系列办法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伐，暂时恢复了蜀汉的政治合法性。可是因为当初刘备的失误，使得诸葛亮北伐的难度系数升高，最后失败。

而当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北伐逐渐被全盘否定，乃至产生了《仇国论》的论调，主导了蜀汉末年的舆论。它消解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，瓦解了蜀汉臣民在外敌入侵时的抵抗心理，最后导致了蜀汉的迅速灭亡。

可以说，饶老师把政治合法性提高到了一个足以影响王朝命运的高度。那在我看来呢，这一点并非是高估了。即便是在现代政治学的研究中，也十分重视政治合法性对一个政权的影响。

政治合法性，用政治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：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。简单来说就是，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是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。再通俗点来说就是，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如何向民众解释，为什么这个国家必须要由你来治理？你凭什么？而且你的解释，还得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认可。

古今中外，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，都十分重视政治合法性这个问题，都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解释，不敢马虎，否则就会威胁自己的统治。

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政治合法性有那么重要吗？这玩意儿太虚了呀，身为统治者，只要军队在手不就行了吗？谁不听话，我就揍谁，看谁还敢反对我。这种想法和载沣一样。清朝末年，张之洞苦口婆心地跟摄政王载沣说，要好好治理国家，否则会激起民变的，大清江山就不稳了。结果你猜载沣说啥？怕什么，有兵在。

当时张之洞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，当然有资料显示说其实喷了出来，他听到载沣这么说后就说：我真没想到听到这种亡国之言啊。张之洞什么意思呢？他表达的意思是，你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军队呀，你还得有合法性啊，要不然谁拥护你呀，你的位子还能坐得稳吗？

其实很多政治家都像张之洞一样意识到了一点，那就是：统治国家，暴力虽然是必不可少的，但是却不能是唯一的条件，统治国家需要依赖于民众的自愿服从和社会其他阶层的配合，否则统治成本会非常高，并且会时刻面临被推翻的危险。因此，这就需要政权去经营自己的政治合法性，这点在蜀汉的历史上可以说得到了很好的验证。

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最高来源是天命。先秦时期，随着夏商周王朝的更替，形成了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政治理念——天命观。这种理论既为一个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，同时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。

因为它本身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，一是君权神授，通过上天的旨意来确定君主在人间的统治，为王朝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。所以，你看从秦始皇传下来的传国玉玺上面写着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明清时期的圣旨开头便是：奉天承运皇帝。

另一方面是革命合理，认为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会导致天命的转移，政权会转移到有德者的手中，为王朝更替提供合法性依据。所谓“天命无常，惟有德者居之”。因此武王伐纣在孟子等一批儒家士大夫眼中看来，才不是犯上作乱、以臣弑君的行为，而是诛杀独夫暴君的正义之举。刘邦建立汉朝的合法性也是诛暴讨逆，也就是推翻暴秦、讨伐项羽。

因此，一个政权需要构建政权合法性、一个政治集团要有恰当的政治定位，才能走得长远，统治才能稳固。三国时期的三大政治集团——曹魏、东吴、蜀汉，都有自己的政治定位，也都曾经去构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。

曹魏集团，在曹操的时候，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借用汉朝这块招牌，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和主动权，以中央的名义“奉辞伐罪”。到了曹丕的时候，他通过禅让的手段，宣告天下：汉朝气数已尽，天命已经转移给魏国了。

东吴集团，在孙策时期，张纮、张昭将孙策开拓江东的行为，描绘成了继承其父孙坚讨伐逆贼董卓、匡扶汉室事业的继续，孙策的行为如同春秋时期的齐桓公、晋文公一样，尊王攘夷，从而赋予了其军事行动、政权以合法性、正当性，而且还借此笼络住了内部的淮泗集团。

到了孙权时期，周瑜和鲁肃，认为汉室不可能复兴，因此要成就新的帝业，一统天下，由孙氏家族取代汉室。后来继之而起的吕蒙、陆逊，则把帝业改为了偏霸之业，目标只是要保据江东，不再追求一统天下了。

蜀汉集团的政治定位和合法性来源则是兴复汉室，刘备认为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名为汉相、实为汉贼，曹丕取汉朝而代之，那是谋朝篡位。自己身为汉室宗亲，理应承担起恢复大汉天下的责任。

不过，在饶老师看来，刘备的政治定位一开始并不清晰，这源于在《隆中对》中，诸葛亮只是从军事地理方面给刘备提供了统一天下的步骤和策略，却缺少了明确的政治定位。“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”，那兴复的是谁的汉室呢？是以刘备为代表的汉室？还是以汉献帝为代表的汉室呢？这一点在当时是模糊的。